近日，由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、廣東省文藝研究所、廣州圖書館主辦的“走進選堂、走近傳統、走向未來——專家學者與讀者漫談饒宗頤教授如何走上學術與藝術之路”活動在廣州圖書館廣州人文館互動區舉行。語言學家、暨南大學教授詹伯慧，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所長、教授、饒宗頤研究院執行院長陳偉武，廣東省文聯專職副主席、廣州市饒宗頤學術藝術館顧問洪楚平等嘉賓聚首一堂，與讀者分享饒宗頤先生的學術與藝術成就。

    　饒宗頤教授是著名史學家、經學家、考古學家、古文字學家、翻譯家、文學家和書畫家，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、系主任，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。他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，在國內外獲得榮譽無數。盡管年事已高，饒宗頤至今仍然保持旺盛的創造力，在考古學、史學、文學、藝術等各領域均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。

    　今年是饒宗頤先生百歲壽辰。為展示饒老近年學術藝術成果和“饒學”研究現狀，2月24日，由廣東省文聯、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、廣州圖書館、廣州市饒宗頤學術藝術館、西泠印社、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在廣州圖書館舉辦了“選堂文翰——饒宗頤學術藝術著作展”。本次讀書會是該展覽讀者活動之一。

    　藝術修為

  　  “饒學”漸成為國際性學問

   　 在中國學術界不少人看來，饒宗頤教授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人，博古通今、中西融貫。他治學領域涵蓋上古史、考古學、史學、中外關系史、古文字學、甲骨學、簡帛學、悉曇學、經術、文學、詞學、藝術等多個領域。在每個范疇中，饒宗頤都有自己的創見，為國學開創了不少新的蹊徑。

    　饒宗頤出版的各方面著作已超過100種，藝術及展覽圖錄近百種之多，這些著作已成為20世紀學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與往常不同，本次“選堂文翰”展并沒有展出饒宗頤的繪畫、書法或其他藝術作品，而是收集了他各個范疇的著作及藝術圖冊。僅著作部分，就包括韓語、日語、英語、法語等多個版本及譯本，對研究饒宗頤先生文、史、哲、藝等方面成果提供了重要的資料。

   　 在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所長陳偉武看來，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根柢，加上西方治學門徑，是饒宗頤通往學術殿堂的“秘鑰”。更可貴的是，饒宗頤不盲目崇信前輩學者的論斷。比如，陳寅恪先生曾經認為漢語“四聲”的產生源于梵學的影響，饒宗頤則從理論和歷史事實上，對前說作出全面而具體的剖析，指出陳寅恪提出的觀點并不可靠。

    　饒宗頤的學術成就不但在華人地區享有聲譽，海外學術界對其學問也極為賞識。過去，“敦煌在中國，敦煌學在國外”的論斷，成為國際學術界的成見。饒宗頤通過自己的研究，逐漸扭轉了這種被動的局面。為了研究敦煌學，他多次前往法國，深入鉆研當地珍藏的文物文獻，出版了集敦煌寫本詞曲大成的《敦煌曲》一書。1962年，饒宗頤獲得了法國儒蓮漢學獎。

   　 據了解，到目前為止，海內外已相繼成立20多家“饒學”研究機構。“我相信，‘饒學’早晚會成為一種國際性的學問。”陳偉武期望，青年學子應對“饒學”投入更多的研究熱情。

    　藝術造詣

    　走進傳統才能走向現代

    　回顧饒宗頤取得的學術成就，他的生活經歷同樣耐人尋味。饒宗頤出身書香門第，與學者詹安泰、詹伯慧父子交誼頗深。抗戰期間，詹安泰曾欲推薦他前往中山大學任教，不料饒宗頤途中因身體不適，留居香港，為當地文化界所聘用，成就了國學大師與香港之間的一段奇緣。

   　 上世紀80年代，饒宗頤受聘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，他的學術聲譽也在國內與日俱增，與國學家季羨林并稱“南饒北季”的說法不脛而走。“但他始終謙遜待人，一再表示不能稱他為大師。而對于我們這些熟悉的晚輩，他始終熱情親切，關愛有加。”詹伯慧回憶道。

  　  在陳偉武看來，饒老治學還有一種“窮開心”的精神：他并沒有將讀書視為枯燥、無聊的苦差事，常以幽默、諧趣的眼光看待生活。一次，饒宗頤與一名法國學者到印度講學，當天大雨，法國學者背著他涉水而過。饒宗頤就用書畫的形式將這件事記錄下來，稱之“同登彼岸”。

  　  除了詩歌，饒宗頤的書法藝術已形成中國書壇的一座高山。他吸收甲骨、楚帛書、侯馬盟書的出土古物的文字特征，形成自己面目的古文字書法。他的書畫藝術與傳統書畫是一脈相承的。他通過藝術實踐告訴我們，傳統不能在中國書畫中缺位：我們只有走進傳統，才能走向現代。

   　 作為一位文化研究者，中華文化的復興是饒老心中不息的“中國夢”。他將“自覺”“自尊”與“自信”視為文化復興的基點，而將“求是”“求真”與“求正”看作文化復興的歷程。“我們既要放開心胸，也要反求諸己，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‘大作為’。”饒宗頤如此講述他對文化復興的殷切期許。

    　“饒宗頤是我們廣東的驕傲。他從事藝術、學問的精神是國家的財富，值得我們今后總結和發揚。”詹伯慧總結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