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侃（1486年—1546年），字尚謙，因曾講學中離山，世人稱中離先生。明代潮州府揭陽人（今潮州市潮安縣）人，嶺南明代大儒。

    薛侃于1510年（明正德五年）鄉(xiāng)試中舉，1517年（明正德十二年）登丁丑科進士第。明世宗朝，授薛侃行人司行人，后丁母憂，居中離山，與士子講學不輟，其師王陽明所贈之號“中離先生”。1528（明嘉靖七年）起補故官，為行人司司正。在江西贛州親炙陽明之教，深契良知學旨。1531年（明嘉靖十年）上疏言建儲事，觸明世宗諱，下獄廷鞫，后削職為民。隱居講學于中離山，從學者甚眾。1536年（嘉靖十五年）遠游江浙，會羅念庵于青原書院，一見如故；又至羅浮，講學于永福寺，東莞學者迎其居玉壺洞；再居惠州，四年后歸里，卒于家。終年六十歲。1567年（隆慶元年）補復其官職， 贈承仕郎，河南道監(jiān)察御史。以侍養(yǎng)歸，師事王陽明于江西贛州。后傳王陽明學于嶺南。是為嶺表大宗。

    薛侃的存世著作有《研幾錄》、《圖書質疑》等，《潮州耆舊集》收有《薛御史中離集》三卷，后人又編有《薛中離先生全書》二十卷。

    薛侃頗有賢名，為官清正剛直，曾浚鑿中離溪與民為利，為學造詣非凡，后人譽為““行義在鄉(xiāng)里，名節(jié)在朝野”，他傳陽明學入嶺南，《明史》稱“自是王氏學盛行于嶺南”。

    應試不第

    1514年（明正德九年）之前，根據(jù)薛侃的相關《族譜》和《行狀》所載，其經歷很簡單，28歲前似乎未得名師的指點，也沒有學術交往的圈子，且屢試不第。直到真正接觸到王陽明。據(jù)王陽明之《年譜》所載，王陽明陽明于1514年（明正德九年）四月升任南京鴻臚寺卿，而薛侃《行狀》是：“先生是歲赴南宮不第，聞王陽明官南畿，講孔孟周程之學，遂就南監(jiān)師事焉，服良知之教”，則可知薛侃是赴京應舉不第而從學于王陽明的，此時薛侃已經二十八歲了。有不少人從王陽明問學，《陽明年譜》載“自徐愛來南都，同志日親，黃宗明、薛侃、馬明衡、陸澄、季本。輩同聚師門，日夕責礪不懈。南畿論學，重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，為省察克知實力。”

    進士未仕

    公元1517年（明正德十二年），薛侃中進士，但是薛侃中進士以后并沒有入仕為官，據(jù)《行狀》所載“旋告歸侍母于玉山。先生既登第，自念曰：仕以行道，吾思為信。乃告歸，過懷玉。時太宜人就養(yǎng)兄俊官邸。”大意是，雖然終于進士及第，但是薛侃不愿為官。“太宜人”為薛侃之母曾氏，因其弟薛僑之貴，贈其母宜人。據(jù)研究，薛侃等第而未入仕，其實也是受了王陽明的影響，其時王陽明在贛州，有《與希元、臺仲、明德、尚謙、原靜書》，提到“聞諸友皆登第，喜不自勝，非為諸友近日喜，為野夫翌日山中得良伴喜也。入仕之始，意況未免動搖，如系在風中，非若黏泥貼網，恐自主張未得。不知諸友卻如何，想平日之工夫之須有得力處耳。”大意是，若入仕了，恐怕身不由己，會耽誤了學術工夫。

    傳學潮汕

    1519年（明正德十四年），薛侃回鄉(xiāng)講學，從此以后陽明學說開始在潮汕生根、迅速壯大，其學術的發(fā)展也有了自己的特點。自南宋以后，程朱理學思想就占據(jù)了學術思想的主流，也成為官方承認的學術思想，漸成成為獨尊的局面。但是從1465—1487（明憲宗成化年間）開始，潮郡學人的學術取向發(fā)生了明顯的轉化，學者黃挺分析“是因為出于對制藝舉業(yè)的厭煩，由于朱子學被定為取士準的，制藝舉業(yè)須以朱子之是非為圣人立言，造成學術思想的僵化，學人中之思想活躍者，遂棄之而另求他路。”但是，過了幾十年，薛侃導王陽明的學術就傳入了潮州，并迅速的傳播，使潮州成為嶺南乃至全國重要的王學重鎮(zhèn)。

    1520年（正德十五年），薛侃與楊驥兄弟及澄海人陳明德一同講學于潮州金山的玉華書院，并曾結齋于梅林湖，開始了他對陽明學說的深入鉆研與傳播，使“一時學者翕然宗之”。至1524年（明嘉靖三年），他以丁母憂服闋，結茅于梅林湖西之虎肚地（或稱虎山），“以正學接引”，使潮人學風為之一變，該山地在學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。明代大學者，香山縣蘇山（今屬珠海市）人黃佐《中離山記》有云“中離山之名，古未有也，其得名于時，則自中離先生始。”薛侃親筆手書的“中離洞”三個大字抵今猶存。之后，中離山講學之盛，逐步達到頂峰，而且，其影響已遠遠超出潮州一府，也遠遠超出嶺南一方。據(jù)薛僑《中離行狀》所述，當時薛中離“日與士友講習不輟。四省同志聞風遠來，至不能容，各自架屋以居”。

    1527年（明嘉靖六年），薛侃在海陽、揭陽兩縣的桑浦山麓一帶考察，得知從海陽縣龍溪至揭陽縣枋口這一地段，“為渠為池，旱則涸而澇則溢”，對農人耕作、賈人販運和居民安全都很不利。他通過實地勘查，證實這一段也“可浚而通”。于是，得到潮州知府王袍的許可，于1528年2月14日（明嘉靖七年正月廿四丁酉 ）興工。“動七都之眾，盡數(shù)月之勤”，溝通了龍溪至枋口的兩條溪流，即疏浚今庵埠、彩塘、金石至沙溪一帶的內洋河溪，此溪因名“中離溪”，并刻有《中離溪碑記》和建石亭紀念薛侃的功績。由于中離溪的開辟，對附近一帶的農田灌溉和商旅交通起著重大的作用。今桑浦山摩崖石刻的“薛侃開溪記”尚完好，還有前人游覽之后留下的石刻題詩，頌薛侃開溪功績：“二水距東西，當中恨隔離。溝通有薛子，終古姓名題”。

    起罷歸里

    1528（明嘉靖七年）起，薛侃受補故官，任職行人司司正。至1531年（明嘉靖十年）秋，薛侃任正七品官階的行人司司正期間，針對皇位繼承問題，薛侃上疏請嘉靖帝稽舊典，定皇儲，擇親藩賢者居京師，慎選正人輔導，以待他日皇嗣之生。但因其時嘉靖帝正急于祈嗣，見疏大為震怒，薛侃因觸犯帝諱被革職為民。

    薛侃落職回鄉(xiāng)后，于1532年（嘉靖十一年）在中離溪畔的中離山辦學。他在山中建宗山書院，講授王陽明理學，南方各省共有百余士子聞風而至。其后整個晚年，基本都在潮汕大地渡過，薛侃“居官則思益其民，居鄉(xiāng)亦思益其鄉(xiāng)”的格言，清正剛直，做了不少益鄉(xiāng)益民的好事，僅據(jù)《薛氏族譜》所載，薛中離為家鄉(xiāng)一帶所做實事善舉達12項之多，包括浚溪、建橋、修路、捐田地等，在生時便德名揚四方，離世后更是人頌其名。

    至1546年1月31日（明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戊午），卒于家鄉(xiāng)。